有點復雜，但建議耐心閱讀，定有所獲~

作者 | 人神共奮
來源 | 人神共奮（ID:tongyipaocha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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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器的幸福指數


京東發布了一份特別有意思的報告《京東電器消費指數報告》，把家用電器作為衡量幸福感的維度，具體方法是這樣的：



先讓用戶為自己所買的電器打分，范圍從0到100，如果你認為購買該電器的目的是純粹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，沒有任何娛樂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，那就是0分，相反，如果你認為購買該電器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提升幸福感，沒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，那就是100分，以此類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，25分就是提升效率為主，提升幸福感為輔，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為主，提升效率為輔。



最終的結果，最能提升幸福感的電器數碼產品依次是游戲機、電視、音響、無人機、投影儀、相機、耳機和按摩椅，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電器數碼產品是打印機、電腦、洗衣機、集成灶、剃須刀。




29個品類有16個低于50，更側重于效率，總體上而言，電器數碼產品提升的是效率，其次才是幸福感。



跟這個結論相吻合的是報告中各城市的“電器幸福感”，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平均指數41.93，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數43.04。





這個報告還引用了哲學家康德的一句名言：“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”。



引用這句話的原因在于，報告認為，有一些數碼電器，為了讓人們效率更高，從而產生更多的休閑時間；但休閑時間多了之后，又需要更多的電器去消耗這些閑暇時間，于是就有了游戲機、電視和音響。



這就是這份報告所主張的“從電器為人類提供勞動力，到電器與人類共生”，但我聽著怎么像一個典型的“消費主義陰謀論”：一部分商家負責賣給你節約時間的商品，一部分商家賣給你消耗時間的商品？



邏輯是不錯，可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的嘛。



游戲機是幸福感最強的商品，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，對游戲機的愛好卻是全國第一和第二？




我的理解，正是因為上海北京太講效率，生活節奏太快了，人都被逼瘋了，才需要游戲機去放松一下，在這種需求下，游戲機恰恰讓自己變成了“工具”而不是“目的”。



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牽強的解讀，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這句“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”，很容易讓人誤解，分清目的和工具（或“手段”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

今天，讓我們來讀康德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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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目的，什么是手段？


“手段”最不容易產生誤解。



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鬧鐘吵醒，胡亂在臉上折騰幾下，叼著山東煎餅擠地鐵上班，背著老板勵志語錄，跟HR爭論報銷比例，想著再賺1000萬就財務自由了，不用受這鳥氣了。



明明不喜歡工作，但看在錢的份上，你還是忍受著痛苦而工作，這種工作，很明顯只能算是“手段”。



所以說，人的大部分痛苦，都是來自于手段與目的的背離。



但“目的”又是什么呢？這就不容易定義了。



有人說，我很喜歡我的工作，我愿意加班，我愿意忍受低工資、苛刻的老板和無理的客戶，這是不是目的呢？



在康德看來，是不是目的，要看你到底為什么喜歡？



有人喜歡這份工作，是因為這份工作的職業光環，光榮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師、萬眾矚目的明星——這就還是“手段”，職業成了讓你生產自我榮譽感的“工具”，你還是免不了為了工作而痛苦。



有人喜歡這份工作，是因為一個崇尚的理想，比如要當醫生，拯救蒼生，當政治家，造福百姓——這仍然是“手段”，職業成了你實現人生價值的“工具”。



照這么說，好像職業問題上，所有人都是“工具人”？也不一定。



有人說，我不知道自己喜歡不喜歡，但我就喜歡搞錢，凡是能搞錢的工作我都喜歡，不搞錢的工作——我根本不會做的好吧？



這就不是工具人，而是“目的人”了。



有人會說，這跟前面說的“為了錢而忍受工作”不是一樣的嗎？



當然不一樣，前面，你不是“為了錢而忍受工作”，你是為了“有錢可以不工作”而“忍受工作”，對于你而言，錢也是工具，是“不工作”的工具。一旦賺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錢了，你就不愛“搞錢”了。



而真正“愛搞錢”的人，根本沒有錢賺夠的那一天，一生都將為了錢而工作。



錢=工作=人生目的



為了“不工作”而工作，這聽上去擰巴，做了更擰巴，“工具”和“目的”的沖突，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。



康德哲學中的“做某事的目的”，實際上跟我們平時說的“做某事的目的”不是一回事。真正的目的是這樣的——



“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，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這個，這個信念，越長大越堅定，高中以后就沒起過要干別的事情的想法，從來沒有想過……”



或者是這樣的“畢業后換了幾份工作，本來以為這一份也做不長，但從進公司的第一天，我就明白了，這里就是我換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，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?！?br/>


為什么康德對人生目的的看法這么古怪呢？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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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驗道德的世界


因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，



甲：為什么要工作呢？

乙：因為要賺錢啊。

甲：為什么要賺錢呢？

乙：因為有了錢就可以不工作了，想做自己喜歡的XX事了？

甲：為什么喜歡做XX事呢？

乙：……



認為多問幾個“為什么”就能找到答案的人，就太天真了。



有一部電影叫《盜夢空間》，筑夢師可以潛入你的夢中，人為植入一個信念。這么一來，就有一個問題：假如你一直有一個信念，你喜歡XXX，沒有理由沒有原因，那么你能判斷這個信念是筑夢師植入的，還是你與生俱來的嗎？



不能，因為夢的世界里，你并不真實存在，所以你不可能理解。



康德也有一個經典的比喻，某一個世界上所有人都戴著一副拿不下來的有色眼鏡，每一個人的眼鏡的顏色都不一樣，他們看到的世界，也是不一樣的，他們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顏色的眼鏡嗎？



不知道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戴眼鏡，就沒有人知道真實世界的顏色。



有色眼鏡就像《盜夢空間》里被植入的信念，被康德稱為“先驗道德”，這就是每一個發自內心的、與生俱來的道德觀——這里的“道德”是中性詞。



康德提出“先驗道德”的意義在于，既然你永遠不知道“有色眼鏡”是什么顏色的，那就不要去浪費時間發現世界的真實顏色了，而是把“有色世界”當成真正的世界，一切遵守你內心的“先驗道德”。



因為康德這里的道德是先驗的，因此它必須是發自內心的，而不受外界的影響。



康德的“先驗道德”類似中國人最熟悉的王陽明的“心學”：確定了內心真實的想法，跟隨內心去做事情，達到真正的知行合一。



無論是康德的“先驗道德”，還是王陽明的“心學”，最難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發自內心相信的東西，好比——“你為什么要工作”？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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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是生活的第一需要


作為一枚70后，記得當年高考的時候，還背過“大慶精神”。什么是“大慶精神”呢？不怕苦、不怕死、不為名、不為利，不講工作條件好壞、不講工作時間長短、不講報酬多少、不分職務高低、不分份內份外、不分前線后方，一心要甩掉中國石油落后的帽子。



很明顯，“大慶精神”時代的“工作”，是一種目的而非手段，工作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應盡的義務，所以要求大家“不為名、不為利”，要求大家“不講工作條件好壞、不講工作時間長短、不講報酬多少”。



這話聽上說有點不切實際，但這才符合“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”的觀點。



大家都學過，社會主義是“按勞分配，多勞多得”，共產主義是“按需分配，各盡所能”，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，勞動不是謀生的手段，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。



所以，在馬克思的理想社會中，人人愛工作，與金錢無關，人人需要工作，與地位無關，工作是人類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——是不是很像康德的“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”？



雖然馬克思的方法論源自黑格爾的辯證法，唯物主義源于費爾巴哈，但其認識的內核卻更接近康德。



為什么大慶精神要求勞動者“不講工作條件好壞、不講工作時間長短、不講報酬多少”呢？如果一件事是目的，那么這件事的本身就應該包含了全部意義，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，工作的意義就是“先驗道德”，我還需要知道為什么而工作嗎？還要什么自行車??？



但是，以1994年頒布的《勞動法》為轉折點，勞動的本質就變了，勞動法的第三條規定：



“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、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、休息休假的權利、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、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、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、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?！?br/>


到了這里，“勞動”不再是義務，而是國家應該保障的權利。什么是“應該保障的權利”呢？就是當我們完成勞動任務時，法律應該保障我們獲得合理報酬等等的權利。



更重要的是，“權利”與“義務”最大的區別在于，如果我們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，完全可以放棄勞動的權利——可放棄的是手段，不可放棄的才是目的。



“勞動”從義務變成權利后，工作就變成了“手段”而不是“目的”。



不過，社會主義的《勞動法》與資本主義的《勞動法》還是有區別的，《勞動法》特意留了兩個口子，一個是讓公務員不受勞動法的保護，所以公務員的工作不是手段，而是“為人民服務”的崇尚目的，所以不存在996的問題；另一個口子是第六條“國家提倡勞動者參加社會義務勞動”，就是說，國家需要你無償勞動時，你不能講價，一講價就變成“工具人”了。



讓工作成為“人的目的”的門，仍然開了一條縫。